华夏远古文明发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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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夏远古文明发凡

 

 华夏远古文明发凡

 我们把长江、黄河称为中华民族的“母亲河”,千百年来她孕育着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。大约在 100 万年前的更新世,人类开始在地球上活动,到了 40 万至 50 万年前,黄河流域、太行山脉和北京周口店一带已经有早期猿人的活动。那时的地球处于“洪荒时代”,野兽出没、洪水泛滥。猿人只能用锋利的石器来打猎,种植农作物维持简单的生活。他们成群结队躲进山洞,以避免野兽的袭击,这个时期历史上称为“旧石器时代”。

 北京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约五十公里房山县的周口店龙骨山,最早的北京猿人就是在这里发现的。1921 年至 1923 年发现了两枚猿人牙齿化石,1929 年又发现了猿人头盖骨化石,1936 年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头骨化石。考古学家研究成果证明,“北京猿人”当时已经会使用生产工具。1963 年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公主岭先后发现了猿人化石,被命名为“蓝田人”,生活的时代同北京人略同,甚至早于北京人。1954 年在山西省汾河东岸丁村,先后发现了猿人化石,被命名为“丁村人”,生存年代略晚于北京人,但其遗存较为丰富。1956 年在湖北西部长阳县赵家堰龙洞发现一枚猿人颌骨化石,被命名为“长阳人”,生存年代晚于“丁村人”。后来又陆续发现了“元谋人”(云南元谋县上那蚌)、“马坝人”(广东曲江县马坝狮子岩洞)、“河套人”(内蒙古)、“资阳人”(四川资阳县)、“柳江人”(广西柳江)、“山顶洞人”(北京)等等。这些猿人的发现足以证明,从几十万年前到一万年前左右,由最早的猿人逐渐地进化为“智人”的过程,也就是说中国是最早出现猿人和智人的地方之一。

 在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,华夏民族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漫长的岁月,终于走出了旧石器时代。这个时期是一个文化大转折时期,随着冰川时期的终结,地球完全改变了面貌,沧海变成桑田,温暖的气候代替了寒冷的气候,除两极有冰雪之外,大部分地方已经生长着茂密的森林、绿色的原野,新的动植物开始装点着这个世界。中国过去波涛汹涌的蒙古高原内海,随着地壳的变迁已经干涸。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,当时还是一个大的内海,华北一带地质与以前也大不相同,沟渠纵横、峡谷交错。西南有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,西北也有森林密布,中国人种已经分布于这些广大的区域。从鄂尔多斯迁徙而来的夏族,一部分定居山西,河南交界的汾水和黄河流域,另一部分定居在甘肃、西南黄河河谷、洮河河谷、青海西宁等地。新石器早期文化有一种特殊的现象,好象把后来的长城作为一条界线,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原始人使用一种很精细的石器,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原始人制造和绘画出一种简单的图案花纹彩陶,被称为“仰韶文化”。仰韶文化分布很广,从山海关外的辽宁,经河北沿黄河两岸,又经河南、山西、陕西到黄河上游的甘肃、青海、宁夏,随处可见。早期的彩陶图案简单,晚期趋于成熟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山东“大汶口文化”。大汶口文化的基本特征:以农业生产为主体, 兼畜牧业,辅之以狩猎和捕鱼业。那时的原始人会建造简单的房屋,生产工具以石器、骨器为主。这一时期的制陶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,出现了红陶、黑陶、白陶、灰陶,纹饰复杂、绘画精细、形状多样、造型优美,有较高的艺术水平。“龙山黑陶文化”属于仰韶文化的晚期,1928 年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被发现。从 1930 年至 1931 年经过两次发掘,出土很多石器、骨器,有黑陶、占卜用的卜骨、蛋壳陶等。后来各地普遍发现这类“龙山黑陶文化”的遗址。

 根据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的报告,甘肃出土的新石器文化有六个时期:即齐家期、仰韶期、马厂期、辛店期、寺洼期、沙井期。前三期尚无铜器,后三期已有铜器发现,我们仅撷取几例来说明。

 “齐家文化”是在马家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考古文化,分布范围东起渭水与泾水上游,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部的湟水流域,北到宁夏和内蒙的南部,南到汉水上游,距今大约四千年左右。这个时期的陶器以泥质和砂质的橙黄陶居多,也有部分灰陶,陶器纹饰有很大的改观,造型十分优美,制作精致。最引人注意的是齐家文化的墓葬中已有殉人现象,并有较多的青铜器出土,这说明当时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时期。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家岭文化、河姆渡文化、良渚文化。

 屈家岭文化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。其分布范围以江汉平原为中心,湖北境内和湖南北部与河南西南部。根据碳十四的测定,距今大约有四千年至五千年。屈家岭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出农业得到极大地发展,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。屈家岭文化早期陶器以砂质和泥质的红陶和棕黑陶居多,灰陶次之,陶胎内有掺杂的稻壳,单色的彩陶数量较多,还有白衣彩陶,圈足器与三足器比例较大。

 河姆渡文化距今有五千至七千年,居于新石器时代早期。这一时期文化比较明显的特点是:人们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,房屋建筑结构明显与其他地方不同,以木质结构建筑居多。有两种建筑形式一种是干栏式,另一种是栽桩式。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口水井,说明当时农业灌溉技术已经应用到农作物的种植上。

 良渚文化是三十年代发现的,因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而得名。良渚文化中有纺织、竹编、制木、制玉、制陶等出现,手工业这时也有了较大地发展。制陶术使用轮制,花纹多种多样,还发现了漆冷陶。目前在考古学界对良渚文化有不同的看法,有人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夏代,还有的人认为没有进入夏代,这些争论有待于地下文物的出土来证实,有待于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。

 在星际浩渺的银河系中,太阳是人类最崇拜的天体,它给万物以生命,给人类送来光明和温暖。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都崇拜太阳。古希腊把太阳神称为阿波罗,是主神宙斯和勒托的儿子,主管光明、青春、医药、畜牧、音乐和诗歌。中国古代日神的记载最早见于《山海经》“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,有羲和之国,有女子名曰羲和,方日浴于甘渊”。《淮南子》也讲到古时候有十日并出,尧派羿用箭射下九日。远古时人们把太阳比作炎帝,传说他同黄帝是同母异父的兄弟,各管一半天下。后来兄弟二人在统治天下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,在涿鹿这个地方两个部落发生了战争,结果炎帝被打败。天下归顺了黄帝。相传炎帝是牛头人身,他教百姓播种五谷,教他们如何辨别使用中草药来治病。炎帝有个孙子叫伯陵,他的妻子阿女缘妇生了三个儿子,老大叫鼓,老二叫延,老三叫殳。殳发明了弓箭,鼓和延发明了钟(一种乐器),谱写出许多美妙动人的乐章传播到民间。炎帝还有三个女儿,一个叫少女,一个叫季女,还有一个没有名字,她随一个仙人叫赤松子的升仙而去。炎帝另外一个小女儿叫瑶姬,还没有出嫁就夭折了,他的精灵飞到姑瑶山上,变成一棵神草叫瑶草。天帝哀怜她英年早逝,封她作云雨之神。还有一个小女儿叫女桂,传说女桂到东海游玩,遇上台风,溺水而死,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,名叫精卫,住在北方的发鸠山上,她惋惜自己的生命被毁灭,因此衔着石子、树枝去填海。这就是后来的神话传说精卫填海的故事。

 在古代天上是否有十日并出的现象,这个问题有待于天文学家进一步研究证实。中国古代文献关于日神的记载很多,这说明古人对天体认识的进步,他们根据长期地观察记录下来太阳的活动规律,为我们研究太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当时的太阳是否和现在一样?九大行星和太阳是否会同时出现在天空?或者是别的恆星在发光,是不是太阳的反射光造成这种天体现象。总之,那时的太阳肯定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样,有时可能是红的,有时是黄的,有时明亮,有时昏暗,有时被水雾云气遮蔽,形状变幻莫测,形成各种各样的彩色光环,造成人们对太阳观察上的错觉和幻想。因此,人们创作

 了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来歌颂太阳的神奇。

 台湾高山族就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有神话传说,古时候天上有两个太阳,人们受尽旱热之苦,后来一位武士用箭射下一个太阳,太阳流血后,渐渐地暗淡下来变成月亮,而向四周飞溅的血变成了星星。屈原在《楚辞·招魂》中也记载了十日轮番而出的现象:“魂兮归来,东方不可以托些,十日代出,流金砾石些。彼皆习之,魂往必释些”。在原始宗教中,民族部落把太阳作为保护自己的神来崇拜,逐渐形成了一种信仰。他们认为太阳是万物之灵,给人们以温暖和生命,没有任何天体能超越太阳的能量和它巨大的威力。在古代埃及对太阳神“拉的”的崇拜也逐渐地增多起来,到了第五王朝时期占据了上风。据魏斯特卡尔纸草说:“第五王朝前三个王都称自己是拉的神的儿子,拉的神的后代。从第三王朝时开始,国王的名字被刻在一个椭圆形的镜框里,象征着太阳照耀的区域,表示国王受到太阳神的保护”。

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,太阳离地球有一亿四千万公里,它半径为 695990 公里,是地球半径的 109 倍,太阳能装进去一百三十万个地球。太阳存在着巨大的热能,地球只获取了二十二亿分之一,真是微不足道。太阳输送给地球的能量相当于 100 亿度电,所以在远古时人类刚刚诞生不久,那时的太阳十分酷热,人们无法忍受。日地距离较现在要近的多,地球的受热面较大,人们就产生了对太阳及周围天体现象的种种猜测和模糊认识。那时虽然天文学不发达,没有射电望远镜,人们只能凭借眼睛来观察太阳的变化,比如太阳黑子,日食等自然现象。原始社会人们对太阳的崇拜是人类自然崇拜中形成的,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奇异现象,人们无法解开谜团,逐渐地就形成了崇拜自然之神的观念。比如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高山、大海、江河等等,他们把这些自然之物赋于人的秉性,让它有超越自然的力量。如在古代典籍《山海经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书中就有对日神的描写。太阳被说成是女人羲和所生,太阳每天都要爬树,登高,沐浴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关于太阳的记载十分拟人化,描写太阳在天空上驾车而行,仪式十分壮观,有车队和女御手,四个车轮产生轰鸣的响声。《山海经》中记载,太阳爬到树上之后,靠着乌鸦引导而飞行。这些说法一直沿续到古代各个时期,在出土的许多文物中,如壁画、岩画、陶瓷都画着太阳中间站着一只乌鸦(太阳鸟)。古埃及也把太阳神说成是靠鹰运行的神,鹰是太阳的化身,后来太阳又有了人的形象,它乘船而行,船上还有梢工。古埃及文化发达的地区,在尼罗河三角洲,地处近海,所以埃及人把太阳和大海、船工联系在一起,这种想象力虽然有些天真,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是他们长期观察太阳和自然界其他现象的结果。我国古代殷商时期,对日神的崇拜,主要反映在殷虚卜辞上:

 乙巳卜,王宾日,□弗宾日。(《佚存》82)

  庚子卜贞,王宾日亡尤。(《金璋》44)

  辛未卜,又于出日,兹不用。(《佚存》86)

  辛未卜,又(侑)于出日。(《粹编》597)

  丁巳卜,又出日。丁巳卜,又八日。(《佚存》407)

 丙子卜,即贞,即贞,王宾日.(《明续》338)

  出入日,岁三牛。(《粹编》17)

 郭沫若先生认为,殷人对日神有朝迎夕送的仪式。陈梦家先生也认为,殷人祭日的仪式有“宾”、“御”、“岁”的区别,而这些都属于祭祖的方法。朱天顺先生在《中国古代宗教初探》一书中指出:“殷人这种迎送日神的迷信,可能是殷人自己创造的,由来已久。有关祭日的记载很多,比如:《礼记·祭义》中就有“郊之祭,大报天而主日,配以月。夏后氏祭以闇,殷人祭以阳,周人祭日以朝及闇。”这些都说明祭日神的活动早在夏朝就存在了,并一直延续的商周。只是在祭日的时间上、方法上、有所不

 同而已。周代以后对日神的崇拜已经衰落下来,因为周天子创立了“天帝”这个形象,把日神的地位给夺了过去。虽然崇拜的仪式还得保留,只是没有先前那样热闹的场面。祭日神要分季节来确定,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祭祀场面。西周以后各国的祭日神的活动有所不同,楚国把日神叫“东君”,也叫“东皇太一”。齐国人把日神同其他八神一起供奉,形成了主神和诸神的隶属关系。其他少数民族祭日神和汉民族大同小异,并逐渐地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的宗教特色。古代祭日神的方法十分复杂,主要是把“天和人的感应”融合起来,实现天、地、人的“通话”。殷人祭日神的场面恢宏隆重,每日必祭,杀牛宰羊,牺牲祈祷,有同天帝和日月共祭之的愿望。周代以后,祭日神朝迎夕送的形式逐渐地淡化,祭日神同祭天混同,在重大的节日时都要祭拜。在举行祭祀的地方,皇帝和九卿倾巢而出,祭坛设在郊外,表示皇帝和臣民对天帝的虔诚。祭祀所用的祭品放在干柴上点燃,场面十分壮观。现在保存下来的北京天坛,就是古代皇帝祭天的场所。

 我们知道形成日蚀道理十分简单,在阳光的照耀下,月亮和地球在背向太阳的方向拖着一条影子,月影扫过地面产生了日食。日食一般发生在农历初一的朔日。殷墟甲骨文中记载着一千多年的日月食,比古巴比伦早得多,春秋 242 年间,有 37 次记载日食。日食不是经常发生的现象,每次发生都有不同的变化,有日全食、日偏食、还有日环食。在古人看来这种天体现象无法理解,因此每次发生日食时,人们就奔走相告,击鼓奏乐,或者用动物来祭日,这种祭祀的仪式一直流传下来。这些民间的活动,说明古人对天体和自然现象的产生有着朴素的幻想。关于太阳神的崇拜,笔者认为是古代先民自然崇拜的一种,不一定每个民族都崇拜太阳神,也有崇拜月亮、星星和其他天体的,如果我们把人们的自然崇拜归于一种崇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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